四季度中国光伏业回暖 主因光伏电站抢装潮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因此得一暗示：我的‘齐学一章应放大长写，应鲜述阴阳家的学说，以《吕览》、《淮南》、伏生、董生的阴阳学说为内容。这次讲课是补课，时间仅一个月，所以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补课事至此完毕。

其所以如此，胡适认为这是由于阴阳感应学说不说那些幼稚的天鬼宗教，而是利用当日的哲学思想，用阴阳五行等自然界的势力来重新说明‘感应的道理（同上）。因此，只能说这一期间的人生观中加入了印度佛教的思想成分，而不可说由什么什么变到什么什么。道家虽杂采各家思想，但也还是有其自己的中心思想的。他十分强调，道家具有兼采众家之长的杂家的特性，并多次引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叙述的道家特点：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来做证明。（6）刘向与他的同时人。

1969年台湾胡适纪念馆出版了这部讲课提要的手稿影印本，书前有胡适于1942年6月24日写的按语：这是我在民国廿年（1931）至到廿一年（1932）在北大的讲义提要。对于这一对佛教的特殊看法，胡适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解释。凡夫的第二种颠倒是以苦为乐。

佛教为什么称之为苦呢？因为这种快乐会坏。刚才我们讲，如果一个被无明支配的人开车，老是想凭自己的意志作主，开得比前后的车快或慢，当然会车毁人亡。佛法说，所有没有获得智慧的人，不是自己的脑袋作主起心动念、说话做事，而是那股业力在支配自己。佛教不仅平等待人，而且将所有众生都看与佛成平等的一员，这是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根本依据，这也是佛教最伟大的思想。

布施者只要不执著这三个相，当下就自在了。佛教关心的问题，本来就不是某一伙人，更不是某一伙持不同意识形态或政见者的思想，它实际上是这么一种学问：众生如何从痛苦的感受和轮回中解脱出来，获得精神自在，并在这种自在精神的引领帮助别人。

尊敬的主持人，香山讲堂的创立者和管理者，以及今晚来到这里的各位有缘嘉宾，大家晚上好。这次遭遇对我锻炼很大，我因此写了一篇反省文章，此后这种念头基本上不再会起了。行是将前述想法付诸意识的行动。第一个根据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

有人会问：人的肉体虽然无常，但其精神应该有个不变的东西，要不然我一觉起来怎么还认识这是我呢？其实，我们第二天还知道我是谁，这是人的记忆力问题。顺便说一句，我们不能将佛教关于众生本来具足智慧、自在、幸福、慈悲之说与上述见解混为一谈，佛教是在超越二元对立的智慧观照中做出这种判断的。这个女弟子救子心切，跑了一天又一天，问了一家又一家，始终没能找到这样的家庭，遂怀疑佛陀欺骗自己。当然，佛教徒与世间人修行的忍辱有其差别，世间人修的一般是强忍，这种忍辱有几个问题：第一，忍辱者当下虽然忍受了侮辱，但心里已经受到了伤害，而且积累了怨恨。

什么叫忍辱？忍辱就是忍受外界带来、内心生起的令人感到不公正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布施，即使不名一文的人也不能说自己不能布施。

止的意思与世间禅定一样，观则为出世间禅定所独有，内容是在修习止的过程中观察法的缘起性空这一真相。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执著这些相，就会产生一种求回报的思想，要么希望得到受施者的回报，要么希望得到社会的好评，要么希望来生转生到更富贵的家庭或更高级的世界。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佛陀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有一个婆罗门跟他的朋友一块儿上山打猎，结果碰到另外一对打猎者将他当成野兽射伤了。他每天都做这两件事情，而且要念念不忘地做，直到成佛才算圆满。有人还会问：我承认印象是变化着的对象的影子，没有真实性和稳定性，但接受这印象的意识应该是不变的，不然我这么知道这是我而不是别人的印象呢？这其实是意识建立起来的一个幻相。因为人死不能复生，佛陀自不能把孩子给他医活。原因就在于，工业文明时代，每个人基本上都被变成了工业生产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人的精神是不能这样平面化、单面化和枯竭化的，它是一个丰富的世界，它应当回归到他的本位，开启它的智慧，展示它的活力。其次，对一切众生，乃至花草树木，都一视同仁。

应当说，佛教不仅仅是中国人要学习和吸收的智慧，也是全人类、乃至六道众生都应该学习和吸收的学问和生活方式。所以佛教并不把这种乐看成是真正的乐。

藏就是无尽藏，指由这三个品格构成的如来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和妙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一切荣辱，成败，利害，生死，才能看透。同时，《当代中国哲学》一书的写作，与国民党关系密切。

1986年，著名哲学史家贺麟先生，将1947年完成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修改后以《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为名重新出版。这一次，我完全从头开始重写。简言之，‘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是成立任何理论所必须遵循的方法。[3]谢泳注意到：书是按旧稿印了，但这样的话也一定要说，另外再深刻地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去，这似乎已成为那个时期老学者重印旧著的一个惯例。

潘公展等人的约稿使贺麟决定从单篇文章扩大，写成这本专书。（旧版第135页）一个融会了从王阳明到孙中山的哲学，当然就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问题研究的最高成果：蒋先生的力行哲学实在是发挥了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伟大成果，也就是为知难行易谋最高的出路，求最高的证明。

2、政治的哲学化 哲学家认同政治，政治家需要哲学，哲学与政治在现代中国有相互接近的趋势，这是政治家进入哲学史的基础。新版易批判为剖析，有所肯定却又保留了大部分批判，实际上并未改变旧版对辩证唯物论的批判。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5—636页。但事实上，贺并没有交代把以毛易蒋的理由。

如果说学术著作的再版都要按政治标准进行修改，那么原本就具有自觉政治倾向的贺著新版，自然就更脱离不开政治。二是不同意下层决定上层：在我们看来，经济始终是工具，上层的生活才是目的，我们固然不否认工具的重要，但是我们更注意目的的重要。只消有一个例外，则此项学说便发生动摇，须得修正。1945年5月5日，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陈立夫与朱家骅联名向蒋介石推荐98名最优秀的教授、党员，其中包括贺麟、黎锦熙、陈寅恪、竺可桢、朱光潜、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贺麟、华罗庚等人。

此文在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时，贺麟作了修改。[34]所以，不但辩证唯物论，陈立夫的唯生哲学、阎锡山中的哲学、国家社会党的哲学、中国青年党的哲学、张申府的哲学，都是当时重要的哲学思想。

此论完全正确，尤其是在政治不上轨道、政府专制独裁的现代中国，学者的洁身自好，学术的超然脱节，很可能助长政府的胡作非为，最后仍不免要伤害学者和学术。黄克武综合上述情况评论说：蒋介石与贺麟的结合，是政治与文化上民族主义的结合，贺所宣传的费希德式德国爱国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及鲁一士对群体的重视与反驳詹姆士重视个性的实效主义与工具主义)、忠的重要，与他对儒家传统的尊重，又以中国哲学观念来诠释西洋哲学等，是他为蒋所欣赏、重用的主要原因。

所有这些，在49年以后当然受到严厉批判。所以，比较而言，贺的政治立场更右。